在武汉与长沙之间，位于鄂南丘陵间的小镇崇阳县大沙坪，只是弹丸之地。这里却联系着抗战期间的两次大会战（武汉会战、长沙会战），并一度成为中日战事的焦点。

1939年冬，已占据武汉的日寇，经咸宁进犯长沙遇挫，回撤至大沙坪一带。中国军队以6万之众反攻。双方的最高指挥官分别是薛岳、冈村宁次。

数万军队的密集绞杀，让大沙坪成为血肉磨坊。此役，我将士视死如归、前赴后继之精神，与台儿庄战役无异。但由于战损率高，蒋介石在盛怒之余感到非常痛心，故当时的媒体均未予报道，国民党的抗战史亦鲜有提及。

3位风烛残年的历史见证人，讲述了他们看到的血火交织的大沙坪反攻。

沙坪镇古城村93岁黄望高老人，提到日寇，就脱口而出：“凶恶得很！”他回忆，日军烧杀抢掠、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说到这里，他气得用手中拐杖重重敲了几下地面。

黄望高说，本村的何家大屋是日军司令部，港口村和岭上田家驻扎着日军步兵，高庄杨家驻扎的是日军野炮部队，日军小钢炮（迫击炮）部队驻在马鞍山，但家院子成了日军慰安所。

他说：“我经常跑到对面的山上看打仗。中国兵打日本兵打得好狠，一次次围着打，尤其是保山部队（番号不明）和第3师厉害。有一仗，保山部队进攻，防守的日军把子弹打光了，就连打靶的木子弹也打光了。可惜啊，日本飞机空投弹药后，日军从后方包抄保山部队，中国兵的尸体很快就填满了水沟。

日军将村民赶进难民区，无人为中国兵收尸，水沟边很快出现了成群的野狗和乌鸦。都是为国捐躯的人，悲壮啊！”

还有一场战斗给黄望高留下深刻记忆：“第3师围攻日军，日军没有炮弹了，用3辆汽车往这边运，车开到石城就被中国飞机投下的燃烧弹全毁了。驻在宋家畈的中国炮兵打得精准，炮轰日军就像‘焖菜’。”

黄望高把82师称为“难民师”：“他们调过来时是冬季，却还穿着单衣和草鞋，军装破旧。”

由于穷，加上日寇抢掠，老百姓也无冬衣和棉被，只能眼睁睁看着82师挨冻，但当地群众还是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。黄望高说，村里有个青年叫黄成林，20多岁，被日军抓去做苦役，他逃出来后，给中国军队当向导：“因为他能通过观察山里的树木长势辨别方向。”

说到这里，黄望高突然指了指身旁的老伴付金娥：“那年她15岁，有一次用‘良民证’帮一名中国侦察兵混过了日军哨卡的盘查。”老伴听后点头笑了。

黄望高说的“击毁日军车队”的战斗，相关史料中有一处涉及：“1939年12月27日拂晓，15师师长汪之斌率部奋勇推进，日军在桂口外围的游动兵力缩回桂口。下午，45团冲进黄土岭敌阵地带与敌争夺据点，43团围攻白沙岭。15师指挥的229团在公路设伏，伏袭了日军的一支汽车小分队，毁汽车4辆。”但这与黄望高所述的“空军轰炸”应该不是一事。

86岁的姜成瑞，本是通城沙堆人，因姨妈家在崇阳沙坪，小时就住在姨妈家，此后再未回过沙堆。

姜成瑞说：“日军进攻沙坪时，我才10岁。老街的路修好之后第二年，日军就打过来了。他们的飞机先沿着公路扔炸弹，地面部队随后跟进。第二次进攻，日本人是从青山菜墩乡方向过来的。他们行军步伐整齐，走路的声音老远就能听到，老百姓马上赶紧相互通知日本兵来了。”

说到中国军队打日军，姜成瑞多次提到“田家嘴”，这里通往通城，地势较开阔。

姜成瑞说：“日军拆老百姓的房子修筑碉堡和工事，民房被拆得没有几间了。田家嘴的山上有不少碉堡。我们好几支部队围攻田家嘴，有的士兵将被褥淋湿后盖在方桌上，再扛着方桌进攻碉堡。我军将士成建制地倒啊。在一次进攻日军碉堡的战斗中，伤亡更大，3支敢死队先后冲锋，结果几百人几乎全部阵亡。”

附近湖塘村的艾和平老人也说，当年在一次进攻田家嘴日军据点的战斗中，我军一个团全部壮烈牺牲，如今在洪塘村靠隽水河边的这一片田地，道路两侧都是掩埋中国将士的地方。

关于姜成瑞所述“3支敢死队”的战斗，史料中有相关记载：

“1939年12月21日，140师师长李棠严令837团团长徐定远务必克复大沙坪。徐定远与77师第231团团长刘士伟协商，集中所有迫击炮与77师的1门平射炮轰击徐家东北高地，为进攻部队扫除障碍，再以3个连的奋勇队冲过敌碉堡间的狭窄正面，占领日军工事。

当天16时，一阵炮火猛轰后，837团1、3连与21团7连冲向日军阵地，在日军优势火力扫射下，第一批奋勇队全队牺牲。第二批奋勇队再行冲锋，在火网下再度死伤殆尽。刘士伟见攻击不利，伤亡惨重，亲自带部队向街市冲锋，用手榴弹连续攻克日军两座土碉堡，但冲到第三座碉堡前时，手榴弹已难奏效，碉堡前中国官兵尸体横倒一地。”

东关村92岁邓再元老人邓再元听说过发生在牛角尖的战斗。

老人的叔叔邓美成曾在山东参加抗战，日军入侵崇阳后，邓美成回到了家乡，当过抗日分队长。

邓再元说，他叔叔跟他讲过一件事：一支在东关牛角尖的中国部队伤亡很大，叔叔组织村民给阵地上的将士送饭，可是饭送到了，没人吃，因为那个连队打光了，只好把饭带回来。

“那一次的战斗从天刚亮一直打到天黑，尸横遍野。村民后来悄悄摸上山，把那个连队的连长葬在了后山一个叫张古塘的地方。”说完这段话时，老人沉默良久。

邓再元又说了一场发生在田家岭的战斗：“那是己卯年11月，我军准备同时从田家岭（沙坪西北的古城）和我们这里（沙坪西南的东关）向大沙坪进攻，这场仗整整打了3天。一开始攻上了田家岭，不久就被日军夺回去了，后来又打上去，没守住，又被日军占据。也不知道这样反复了几次，还发生了肉搏战……”

邓再元最后说，尽管伤亡大，但没听说中国军队有开小差的，如此惨烈的仗，也没听说有将士受到嘉奖。

关于邓再元所说述的“田家岭之战”，有史料记载：

“1939年12月31日，73军军长彭位仁以77师及82师244旅包抄大沙坪两翼，准备一鼓作气攻克大沙坪。当日21时，彭位仁发出攻击命令。3师、77师、244旅官兵在夜色中向日军碉堡奋勇冲锋；77师以230团策应，229团强攻桃源岭，231团直取崇南亭。

82师244旅力克田家岭之后，与反攻日军反复争夺，搏斗异常惨烈。彭位仁从望远镜里看到将士们前赴后继与扑向日寇，一排排倒下……将军潸然泪下，他知道，新年将至，可许多将士永远听不到新年的钟声了。”

东关村63岁的邓利明说：“我父亲邓继雨出生于1918年，当时为国民党军工作，负责军需品造册登记，他记录过给老百姓领赏金的事情。”当时，军队悬赏，每抓获日军一个活口，奖励30块大洋，每上交一个日本兵首级，奖励20块大洋。

邓利明听父亲讲过，两个村民在日军哨所前假装吵架，引诱一个哨兵走出哨所后，其他村民突然冲到日本哨兵身后，直接用麻袋套住背走。

邓利明说。“不仅是为了赏钱，关键还是痛恨侵略者。只要是头发长一点的，或是穿的衣服是缝纫机做的，就会被日军抓走。至于日军祸害老百姓的事，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啊。”

大沙坪反攻战梗概：三次围攻惨烈缠斗

大沙坪（现沙坪镇）位于崇阳县西南部，因街道建在隽水的冲积沙洲上得名。这里东距崇阳县城30公里，西距通城县城20公里，是武汉与长沙的重要通道。

武汉会战结束后，日寇南犯长沙。1939年冬，第一次长沙会战失败后的日寇回窜鄂南占领区，以第11军最精锐的第6师团坚守崇阳、通城，以第36旅团45联队驻守重要据点大沙坪。第6师团的指挥官即冈村宁次。

为阻日寇再犯长沙，时任中国军队第九战区司令薛岳调集了第15、27集团军的4个军部、9个步兵师，官兵近6万人，在大沙坪围攻冈村宁次部。其中98师、3师、19师、15师、77师均为精锐。

12月12日，98师向大沙坪挺进。13日中午，79军军长夏楚中部署98师步兵指挥官朱志席少将率292、293团及师属迫击炮营的两个连正面强攻大沙坪，并以140师837团配置98师。

98师师长王甲本则率837团从西侧进击，294团与补充团为预备队，打响了第一次围攻战。重点攻击了田家岭、田家嘴、杨家铺、日军胡家祠据点和桃源岭西南高地据点等地。23日，薛岳得到战报后，悲恸牺牲之惨烈，电令不要在大沙坪、桂口正面打硬仗，争取机动歼敌。

第二次围攻战，1939年12月25日至1940年1月3日。薛岳改变部署，以15师与20军负责桂口方面战事，77师、98师和生力军82师再攻大沙坪，其中大沙坪核心阵地以82师492团为主力。战斗集中在沙塘、铁柱港、鼓鸣山、田家岭、黄土岭等地，甚至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。

1月3日18时，薛岳见战局僵持，再度下令更改作战序列：140师835团与82师主力均归82师师长罗启疆指挥，专攻大沙坪；70军、73军归李觉指挥，先克桂口之敌，再歼大沙坪之敌。

第三次围攻战于1940年1月3日夜间开打，激战数日进展甚微。至1月7日，我各线部队实际已经停止攻击，薛岳电令79军、20军、73军、70军以工兵营为主，组织交通破坏队游击敌后，大沙坪围攻战结束。

是役，我军持续攻击日寇26天，虽毙伤敌军4000余人，但我参战部队共计伤亡15496人，其中阵亡6185人（含军官240人），尤其是第73军、第79军的伤亡人数均超过4000人。战役结束后，撤回湘北整补。